安德烈·科斯廷自2022年7月起担任乌克兰检察总长。当时,乌克兰政府和执法机关正面临来自乌克兰平民的前所未有数量的图像、视频以及其他数据,这些数据记录了俄罗斯部队可能犯下的战争罪行和侵犯人权行为。
科斯廷的办公室正在运营一个数据库来收集所有这些信息,并设立网站和聊天机器人帮助乌克兰人分类和提交数字证据。时隔20个月的战争,《时代》杂志在基辅采访了科斯廷,了解他的办公室是如何利用技术公司和国际合作伙伴的帮助,利用新技术分析证据来构建和起诉战争罪行案件。
问题:就起诉这场冲突中的战争罪行来说,现场提供的视频和图片证据以及来自数字源和卫星图像等的支持数据量巨大。这些与传统起诉战争罪行的框架有何不同,您又是如何采取不同的做法?
答:我们采取的方式前无古人。我认为我们面临的最重要挑战是确保全面问责。首先,我们回顾旧有的战争罪行类型。在以前的所有战争和冲突中,人们都集中关注对人身安全的罪行——被杀害、受伤、殴打和侮辱的人。他们也制定了标准,我们现在在案件中引用这些标准作为先例。例如,在涉及冲突相关性暴力的案件中……国际社会已投入大量资源来妥善调查这类罪行,并制定了以受害者为中心的解决方案。
我们的战略文件中包含这些内容,我们所有的调查人员和检察官都使用它们。现在,在这场冲突中,我们还扩大范围,关注更广泛的战争罪行。
问题:您关注哪些从未被起诉过的战争罪行?
例如,环境罪行[包括对核设施的破坏,以及将对乌克兰人多代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的环境破坏和污染。]国际社会在这方面的讨论比一年前更加活跃,因为我们开始投入资源来调查环境罪行。但这很重要,因为这类罪行将在全球其他地方继续发生。而在世界其他地方犯下这类罪行的人将看到,我们现在有工具和标准来调查和起诉它们,因为我们制定了战略文件。
我们也开始调查或起诉网络攻击作为战争罪行,这是很难调查的。以前从未有过。但我们在Palantir和Microsoft的帮助下进行,因为他们也明白,通过深入调查这类情况并将其定性为战争罪行,我们可以将其展示得如此明显,以至于许多其他人都会三思而后行。这是恐怖行为。所以调查这些新领域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问题:您如何利用技术和新数字工具来收集和分析证据?
为了构建这些案件,我们常常需要利用第一眼看来不足以作为证据的证据。如果一名证人说自己遇到了什么,我们需要识别凶手,这是我们检察官日常工作中最具挑战性的任务,在这方面新技术往往是我们唯一有用的工具。
例如,有平民在试图撤离时遭到俄罗斯部队攻击,幸存者去找调查人员。他们能指出事发具体地点。当该地区解放后,我们找到了当地俄罗斯部队的文件,里面包含生日和其他数据。然后我们利用开源情报工具分析他们的社交网络,得到NGO和公民社会组织的帮助。我在办公室设有国际专家委员会平台,有45多个NGO帮助我们追究战争责任。所以我们能识别大多数人。当我们向曾与俄罗斯人接触的幸存者展示这些信息时,他们会确认:“我见过这个人。”
一些案件已经在基辅法院开庭审理[国际刑事法院在这里设有办事处]。我们利用Palantir作为独特的工具来分析所有数据,利用微软的语音识别技术来处理那些呼吁种族灭绝和侵略战争的电话。所有这些都大大帮助我们,因为这些都是独特的工具来分析面部和声音,以构建案件。我们也在利用更多人工智能技术来审查数以百万计的照片、视频、语音等资料。
问题:考虑到海外有600多万乌克兰难民,国内也有数百万内部流离失所的平民,您如何收集他人提供的证据?
创建这些技术工具不仅是为了[识别凶手],也是为了不失去任何可以用于构建案件的证据。不同司法管辖区之间的法律互助总是一个挑战。证据可能分散在乌克兰某个地方办事处,或来自暂居乌克兰的难民在波兰或德国向警方提供,如果将三处关于同一事件的信息结合起来,它们将互相补充,完整描述整起事件经过。
我们还利用其他新工具,比如国际重罪证据数据库(CICED)。这是一个全新的、完全安全的数据库,可以包含联合调查所需信息。我们有成千上万的乌克兰人[在不同国家]提交报告。要使它实现需要一年多的时间,欧盟刑事司法合作机构的大力投入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如果一个人在德国、波兰或捷克到警察局报案,描述布查发生的某件事,警方会将信息妥善保存在案卷中。这个数据库将于11月全面运行。
问题:考虑到大量数字证据,且证据正随战争实时提交,国际司法体系是否能跟上?
司法程序在某些情况下需要更快,因为延迟审判等同于否定正义。我们也与乌克兰法院保持密切联系,以优先处理战争罪行案件。对许多我们的受害者和幸存者来说,即使以缺席审理的形式进行审判也很重要,以此他们知道我们已竭尽全力恢复他们的尊严。
我们将利用每一条法律途径,利用每一项技术找到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