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监禁的诺贝尔奖得主纳尔盖斯·穆罕迈迪告诉安吉丽娜·朱莉伊朗人民将获胜

portrait of narges mohammadi

(SeaPRwire) –   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Narges Mohammadi无法参加12月10日在挪威奥斯陆举行的颁奖仪式。Narges Mohammadi目前被关押在伊朗首都德黑兰著名的埃文监狱,正在服完她为捍卫人权而受的第三次监禁。她是一名数学和物理学家,喜欢唱歌和登山,告诉我如果在任何其他国家,她的人生将会完全不同。但是伊朗的政治形势给她没有选择,她将全生涯奉献给为自由和平等在本国的斗争。Mohammadi在监狱中曾遭殴打虐待,健康也受到影响,包括由于脑出血的后遗症。她甚至被禁止与孩子说话,或者收到孩子的照片。然而,她依然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如果我能回到起点,”她告诉我,“我会以更坚定和强烈的决心作出同样的选择。”她深信自己会看到权利战胜专制的胜利,她说“监狱墙壁永远无法阻挡我。”

自从获得诺贝尔奖以来,对Narges的与外界联系限制越来越严格。我通过她的家人向她发送了一些问题,并通过间接方式短暂地与她通了电话,但电话很快就被中断。以下是我们对话的一段摘录:

我一直很想访问伊朗,希望有一天能实现。当你回想自己的童年时,是否有任何事情来帮助我们想象一个伊朗家庭的生活,无论是美好还是困难?

我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在伊朗,家庭关系不仅仅限于近亲,也包括远亲。我母亲的家庭很活跃,参与政治。我祖父是著名的商人。他的儿子和孙子都很活跃,支持民主,反对专制。我奶奶宽敞的庭院是我们玩耍的地方。

1979年革命期间,我母亲的一部分家庭成员和我父亲的一些家庭成员都被监禁。这些事件直接把我童年的世界与斗争和抵抗的世界联系在一起。当时我还很小,就目睹了我一位姑妈的儿子和另一位姑妈的女儿,两位曾是教师的执行。我对“执行”这个词还没有理解。“酷刑”这个词如此突兀地进入了我的童年思想,虽然还不明白它的含义,但我感到了恐惧和憎恨。20世纪80年代,许多家庭都经历了类似的情况。然而,所有这些困难和艰难并没有阻止我们这个大家庭保持快乐和勤奋。我们对未来生活的展望很乐观,这都要归功于家庭的教导。

我母亲和姑妈们都很喜欢唱歌、跳舞和拉。她们用爱、喜悦和满足来培养孩子,全力以赴。我母亲用她所有的力量、爱和关怀来照料我们四个孩子。

许多家庭信奉宗教,但他们不认同伊斯兰共和国代表的宗教政府概念。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对宗教政府专制的体验,他们开始与其疏远,最终站出来反对它。

例如:宗教政府允许男性同时有四个妻子,将男性定位为家庭的头领。但是,在现实中,男性深知公开承认第二个妻子会给自己带来很差的名声,甚至会在社会中被污名化,这被视为不道德的,与伊朗文化不兼容。即使合法化歧视妇女,但这在社会中也不被接受。

女孩子,得到家庭特别是母亲的支持,都会进入大学学习,找到工作。到我上大学的时候,女生比男生还多。

我父亲非常善良,宽容和体贴。不仅不反对我们上大学或住在宿舍或在城市租房,他甚至承担了所有相关费用,这笔费用并不小。这在我们家庭和熟人中很常见,而我们住在一个省城。

我记得我母亲连黑色袜子都不会穿,更不用说黑色衣服了。她喜欢穿着生动多彩的衣服。宗教政府强迫我们这个快乐母亲的孩子穿着黑暗的长外套、裤子和头巾。伊朗家庭的价值观与政府宣传的价值观不同。

专制政府向世界描绘的伊朗人民和社会形象与伊朗人民和社会的活泼、充满活力、宽容和体贴的文化不符。尽管大多数伊朗社会反对强制穿戴头巾,但政府仍因不遵守强制规定而杀害、监禁和剥夺妇女的就业和社会权利。大多数伊朗人从不高呼“死亡美国”,但政府却错误地声称他们这样做。

archival photo of narges mohammadi with her mother

你成长时是否认为自己可能会被监禁?你现在的生活是否与你当初想象的不同?

我在高中主修数学和物理,大学选择应用物理作为专业。我所有的表兄弟姐妹都上了大学,我母亲对我们的要求就是学习。我原本打算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在大学学习期间,我也参加了歌唱课。我组建了女子登山队,这在学校之前从未出现,我们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学生组织进行学生活动。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作为量子力学最重要的结果,对我的迷恋极大。我在光学、激光以及物理和化学实验室进行了罕见的实验。当大学决定让一些学生从Qazvin去德黑兰参加应用物理实验时,我是首批自愿者之一。

20世纪90年代是学生抗议、妇女运动和公民社会扩张的十年。我学术研究的未来深受伊朗政治和社会动荡的影响。为学生和妇女创建机构和组织,参与新闻工作帮助创建和形成公民社会,这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肩负着历史责任。

我对民主制度的热情和责任感,不仅根植于“公民社会”、“民主”和“人权”这样我们那个时代的主要原则,也深深植根于我的生活经历。

从小我就见证过执行、监禁、酷刑以及学校、街头和社会对妇女权利的侵犯。同我的弟弟和嫂子一起,我多次被“革命委员会”和道德警察拘留。人权对我来说,和呼吸一样重要,是生存的必需品。

我一直认为,如果我出生在欧美国家,有不同的生活经历,可能会成为大学或实验室的一名活跃的物理学家,同时也会为人权和和平出力。但是现实是,我的人生道路使我成为伊朗社会以及全球范围内的一名人权捍卫者,同时也曾学习物理学,一段时间从事工程检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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